新疆棉花事件再次暴露“中國制造”走向世界的軟肋——標準。設在瑞士的BCI憑什么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敢對中國棉花“下手”，主要是因為標準在它手里。
標準是貿易運行的基本規則，標準和合格評定影響著全球80%的貿易。我們生活在一個標準為王的時代。據統計，全球共有80多萬種標準，真正成為國際標準的只有大約2%。由于歷史原因，這些國際標準絕大多數由美歐發達國家制定。
掌握標準，就等于掌握市場的引領權和產品的規制權。否則，就只能跟在別人后面跑，所謂“三流公司賣產品，二流公司賣技術，一流公司賣標準”。中國企業已經吃了不少“三流公司”的苦頭。以手機為例。當年中國企業自主開發3G手機的技術標準時，《華盛頓郵報》就刊文預測，一旦中國能夠成功研發出自己的3G技術標準，它將不必再向國外公司支付巨額版稅。
德國專利信息分析機構IPLytics不久前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2月，全球5G標準必要專利聲明前五的公司分別是華為、高通、中興、三星電子和諾基亞。標準已經成為引領華為沖擊行業高地和擴大市場、營收份額的一面旗幟。
也要注意到，我們不可能推倒或顛覆原有標準體系而重搞一套。未來我們要做的是通過新標準的確立，在體系中增加我們的引領與主導能力，并促使體系做出調整改革，爭取到決策參與權與話語權。我們仍然需要合作，這也是在與標準背后的西方政治力量進行博弈時需要考慮的問題。
“中國制造”是跟隨著國際標準走向世界的。改革開放以來，國際標準對“中國制造”的發展起到引領、促進和拉升的作用。往前看，“中國制造”仍將繼續沿著這一路徑發展，在全面提升的同時向上游靠攏。現在的中國標準中，有些已經領先，這是在中國工業化不斷加速和擴展的進程中取得的成果，既是原有國際標準的延伸或升級，又包含自己的創新。
2016年5月，第39屆國際標準化組織大會在京舉行，中國當時已有189項標準提案成為ISO國際標準，特別是在高鐵、核電、通信、汽車等領域，中國在國際標準上實現了從跟隨到引領的跨越。一個主要問題是，中國企業雖然在一些關鍵領域或優勢領域，重建了新標準，但運用這些新標準仍需與國際市場有更多、更長期的磨合。
筆者多年來在對海外中資企業承包基建項目的調查中發現，中企在標準領域的突破非常艱難。基礎建設項目大多都是橋梁、水庫、電站和公路鐵路的建設工程。中企在國內大規模發展中，取得了很多技術創新，對不少國際標準都實現了超越。但是，每當中企在海外將這些中國標準運用于類似項目時，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
遇到這樣的麻煩，中資企業的技術人員往往只能想盡一切辦法說服監理部門、發包方，并用實際效果來證實中國技術、中國標準的可行。很多時候，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國際標準上去。現有的國際標準體系是長期形成的，我們對在標準領域的攀升應當具有足夠的耐心與更長遠的世界眼光。這不是一個“我的更好，你就得用”的簡單問題，我們只能在一個由西方創立的標準塑造而成的產業體系中探索前行。
中國標準面臨的阻力是多重的。從新疆棉花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中國產品的質量過硬，符合標準，但品牌受制于人，還是會被某些西方政治力量所利用。而從5G的情況看，我們越往上走，難度就會越大。“十三五”期間，中國發布了285項智能制造國家標準，主導制定47項國際標準，涵蓋企業生產制造的全流程。這一領域，現在已經成為中國與西方博弈的重點。
中國制造業需要努力達標，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西方國家能不能，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納、遵循中國人創造的新標準？美國近來不斷出現要讓制造業回歸的呼聲，但全鏈條的回歸顯然已無可能。這并非意味著他們會將已經占據的價值鏈讓出。怎樣充分發揮國家的設計與調控能力，在競爭與合作、開放與管理、維護利益與讓渡利益之間作出權衡，需要有長遠眼光和精密的“計算”。（作者是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