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和困難明顯增多，尤其是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就業壓力加大等。市場普遍認為，2019年我國經濟將繼續承壓。鑒于此，我國的宏觀政策已經開始寬松，未來宏觀和微觀的市場環境、金融環境都可能隨之變化。

　　可以看到，2018年央行通過四次降準和增量開展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等措施提供中長期流動性6萬億元。2019年開年央行又通過兩次降準以及TMLF（定向中期借貸便利）、CBS（央行票據互換工具）等接連創新的“特麻辣粉”等釋放大量流動性。央行數據顯示，1月人民幣貸款增加3.23萬億元，其中票據融資增長貢獻較大；由于新增信貸創新高疊加表外融資轉正，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創下4.64萬億元的高位。1月當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比上月多3.05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1.56萬億元。1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10.4%，增速比上月高0.7個百分點。

　　為此，中央領導和政策執行部門強調，不搞大水漫灌，要搞精準政策投放，搞定向政策調控，強調放松的錢要進入實體經濟。2月20日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針對市場上關于是否搞量化寬松的質疑時重申：穩健的貨幣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我們堅決不搞“大水漫灌”！

　　央行人士也多次表態，不是“大水漫灌”。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表示，穩健貨幣政策的取向并沒有發生改變。2018年末，M2增速為8.1%，社會融資規模增速為9.8%，名義GDP同比增長9.7%，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GDP增速是大體匹配的。孫國峰稱，從總量看，廣義貨幣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體現了逆周期調節的要求，節奏上也有春節等季節性因素的影響，宏觀杠桿率保持穩定，談不上“放水”。從信貸結構看，主要是加大對小微、民營企業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制造業特別是高技術制造業的中長期貸款明顯加速，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提升，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同時，較好地處理好了內外部平衡的關系。

　　客觀而言，面臨空前復雜的經濟形勢，中國的宏觀政策調整勢在必行。以往貨幣投放主要靠外匯占款，現在外匯占款負增長，需要新的投放工具，此前央行推出的SLF、MLF等工具投放的中短期流動性難以滿足實體經濟對中長期流動性的需要，這種情況下，降準是可選工具。而且目前我們的準備金率仍處于較高水平，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也需要下調準備金率，使其與經濟基本面相匹配。因此，在宏觀政策調整時，市場不必過于糾結是否“大水漫灌”?，F在的關鍵點在于如何確保金融活水流向實體經濟，如何引導金融活水通過正常渠道更好地澆灌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以增強市場信心。正如李克強總理所強調的，解決中國發展的長遠問題，根本途徑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以促改革、調結構促進經濟穩中求進。

　　不可否認，中國擁有廣闊的市場空間，擁有巨大的發展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2018年，我國經濟總量突破90萬億元，比上年增加了近8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全年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30萬億元，保持世界第一；全年國內貿易增加值達11.7萬億元，國內貿易就業人數達2.08億人；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38.1萬億元，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6.2%，比上年提高18.6個百分點。2019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依然不減——1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2.73萬億元；今年春節檔期的電影總票房已超過50億元；春節期間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首次突破1萬億元。此外，繼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指導意見》后，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據估算，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生產總值約為10.6萬億元人民幣，按2018年底的人民幣匯率計算，約合1.5467萬億美元。如果放在全球來比較，大灣區2018年的經濟規模相當可觀。這樣一個區域，無疑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將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京津冀協調發展區域形成鼎足發展之勢。

　　由此可見，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最根本的做法是要激活國內市場。而2月2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釋放擴內需信號也印證了這種趨勢。不過，宏觀政策放松要注意節奏和關鍵時點，更要把握好投放方向，必須聚焦城市治理整治、商業與街道繁榮、森林與綠化、生態與環保、養老與健康、醫療與醫藥、鄉村振興、教育與科技等領域，這將會發揮一系列的正外部性作用，比如著眼于長遠效益、改善營商環境、做強市場配套、緩解社會發展問題。這樣一來，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企業做市場投資，實現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上都能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也能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