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發動對我們中國的貿易戰以來，國際形勢變得更加錯綜復雜。我們國內也出現了新的思潮，一種是脫鉤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變，美國未來的目標就是阻止中國的崛起。一種是“自主創新”論，認為我們應該像以前那樣不靠別人，完全靠我們自己來搞，堅持所謂自主創新。
我認為這兩個判斷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要對中美脫鉤論保持清醒
我們要保持清醒，美國真正想阻止中國崛起的是極少數，大概也就是共和黨中的強硬派，還有一些美國所謂的“Deep state”，主要是軍界和安全部門。這些人的數量很少，但他們的極端言論被過度地放大了。像納瓦羅這種人，在美國也應該是少數。
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競爭不等于敵視，把中國當作競爭對手并不等于美國想阻止中國崛起。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競爭意味著平等。舉個例子來說，以前美國就說中國是小老弟，我拍拍你，給你幾顆糖吃，現在說我不給你糖吃了，因為你已經是成年人，要平等對待，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嗎？
我本人是不看好脫鉤論的。
首先，美國的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商界，并不愿意和中國脫鉤。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離開中國市場，很多美國高科技企業活不下去，至少很艱難。比如芯片產業，美國芯片產量的40%-60%銷往中國，脫鉤就意味著這個巨大的市場與他們無關。包括中國臺灣的臺積電，投資300億美元建設五納米的新工廠，瞄準的就是中國大陸市場。所以即便特朗普下令禁止給華為供貨，臺積電也沒有順從，因為失去中國大陸市場就失去了未來。
其次，美國商界的本意是搭上特朗普的貿易戰便車，真正的目標就是讓讓中國進一步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和讓利。
中美貿易談判的內容有很多都涉及中國的國內政策。美國這么做的目標主要是兩個：一是減少他們的貿易赤字；二是讓美國企業都盡可能回美國，增加本土稅收和就業。中國如果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無疑會進一步優化經營環境，對國外企業的吸引力更大。如果美國企業更多地選擇繼續留在中國，這和特朗普的目標有矛盾。因此，我們要積極爭取美國企業界的支持，加速國內的改革。
開放式創新是中國的必由之路
美國商界的本意不是脫鉤，中國更要珍惜我們的開放環境，尤其是開放創新所帶來的技術進步。
新中國前30年用了兩代人的積累和犧牲換來了難得的技術進步，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彈，同時在空間技術、航天技術、導彈技術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今天已經世界一流，都和那30年的積累有關。
但這種閉門式的自主創新不可持續，代價過于昂貴。在座的年輕人，試問你們誰還愿意像鄧稼先那樣十七年不告訴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最后自己受輻射過重而英年早逝？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可能再付出那么高昂的代價去搞科研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技術進步更快，但與前三十年不同，我們并沒有付出更高昂的代價，因為這些技術創新都是開放式的。高鐵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沒有技術基礎的情況下，我們首先購買了日本、加拿大、法國和德國等四個國家的技術，然后進行本土化。短短十幾年間，高鐵基本上全部實現國產化，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如果沒有開放整合，恐怕關起門來再干20年也干不出來。
面向未來，開放仍然是我們國家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向和原則。當然，這并不是說開放創新就完全放棄了自主創新，兩者完全不矛盾，只是說自主創新也應該以開放為基礎。
必要的技術追趕和創新才適用產業政策
不管開放式創新，還是自主創新，產業政策都是無法回避的話題，我本人不主張一概地肯定或否定產業政策。
大家都知道，北大國發院的兩位學術帶頭人，林毅夫老師和張維迎老師，他們有過一個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很多人問我，你作為院長同意誰的？我的回答是：我是階段論者、區域論者、項目論者。什么意思呢？產業政策要不要搞，一定要看發展階段、區域狀況，也要看具體項目。項目的關鍵點就是技術路線是不是明確。如果技術路線明確，只是缺人缺錢，那么產業政策就可以搞。
前面講的高鐵是一個例子，芯片也是一個例子。一個芯片工廠投資，起步就是300億、400億美元，不是哪個企業，甚至哪個地方政府輕易就能做的。所以國家集中投資武漢光谷的長江存儲做存儲器芯片是可行的，因為芯片的技術路徑非常明確，缺的就是資本、經驗和成品率。臺積電的成品率能達到80%以上，我們的成品率可能就70%。成品率低，成本就高，定價也下不來，自然無法參與競爭。所以，芯片行業就需要高舉高打，頭幾年一定要多投入，把成品率做到80%以后就可以參與市場競爭。最近我看到一個消息，長江存儲器芯片已經很快就能進入實用階段，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必須堅持以市場創新為主
但是，多數創新的路徑是不清楚的，特別是進入技術前沿之后，就像馬云、馬化騰和任正非，他們已經進入無人地帶，他們的創新是高風險行為，必須有相匹配的市場結構才能分擔風險和鼓勵冒險。這種技術路線不明確的創新，風險一定要由分散的個體來承擔，而不是由國家來承擔。
我們通常看到的，都是創新極其成功的人，我們為之歡呼，為他們的投資回報率感嘆。比如說孫正義投資馬云，回報率大約2900倍。但實際上孫正義賺的是那些創新失敗者的錢。因為馬云和阿里巴巴這個級別的創新，成功概率大概也就是1/3000，如果回報率達不到3000倍，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都沒有人投資這樣的創新了。政府不可能知道誰成誰敗，也擔不起這樣的風險，只能由市場來做。
中國走到今天，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的前沿。可引進、模仿和整合的技術越來越少，未來的路徑無人知曉，必須更多地依靠自主研發投入。這種情況下，就要依靠讓分散在市場的創新者，而不是政府。比如在互聯網、AI、區塊鏈等很多領域，全球都在探索，這是很前沿的領域，政府不應該站出來主導創新，因為方向是極不確定的，這和芯片、高鐵等技術方向已經確定的產業不同。但現在很多城市和地方政府都在介入，結果可能非常不理想。比如，大批的新能源汽車公司涌現，都是為了產業補貼，最后能夠成功活下來的很可能還是傳統車企。非傳統車企目前能看到成功希望的，恐怕只有特斯拉。政府在這方面的產業政策要把握好度。很多創新不用政府鼓勵，真正的企業家自己就會去做，我接觸的很多企業都在創新，自己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這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