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以來，全球貿易摩擦不確定性增加，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迅速走貶，離岸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收盤價一度逼近6.96。6月11日早間，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微調，報6.8930，央行并將于6月下旬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票。
各界開始關心，“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和“增強匯率彈性”的兩種提法有何關聯。
這些討論背后，是一系列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人民幣貶值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中國經濟？人民幣存在貶值的基礎嗎？應該如何看待匯率的重要關口？未來匯改將以何種形式推進？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強調，近期央行所提及的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與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這二者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相統一的。
“前者指的是中長期的匯率制度安排，以有效抗擊外部沖擊、保持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使貨幣政策更具操作空間，而不是默許、更不是鼓勵匯率在短期內的大幅波動。事實上，保持匯率的基本穩定有利于實體經濟的運行，也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穩定，因為它能使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有一個穩定的匯率預期，減少投機因素的干擾。目前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正是為長期的匯率改革創造條件。”盛松成稱。
匯率貶值并非應對外部沖擊有效手段
第一財經：匯率被認為是“緩沖器”，可作提振經濟或部分抵消外部沖擊。但同時，中國也多次表明，人民幣匯率不是作為一種手段。你對此如何看？
盛松成：最近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將匯率貶值作為應對手段，以期提振經濟增長或對沖外部沖擊是不可取的，中國也多次強調不會尋取“競爭性貶值”。早在2018年4月，中美貿易摩擦剛開始時，我就提出，要吸取當年日本的教訓，避免中美貿易摩擦演變為金融摩擦。
匯率大幅貶值會帶來很多問題，往往得不償失。一是資本外流壓力加大，還有損大國形象，容易使貿易摩擦升級；二是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已十分有限，隨著我國貿易順差收窄，2018年凈出口對我國GDP的貢獻率已由正轉負（-8.6%）。通過貶值促進出口，雖然短期內可能獲得價格優勢，但不利于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和競爭力。不僅如此，人民幣貶值還不利于我國進口。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進出口國，除了出口世界第一，占世界市場的份額高達11.8%外，我國進口規模也已經占全球市場的10.8%，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進口國。在我國經濟轉型期，我國對高技術產品和高端服務的進口需求是很大的。
此次美國加征關稅生效伊始，我就提出人民幣匯率穩定有利于經濟轉型。就目前而言，匯率大幅貶值得不償失，而在匯率預期尚可控的時期穩定市場信心，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有效減少恐慌情緒，收益遠大于成本。
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基礎，長期可能升值
第一財經：央行已很少直接干預匯市，人民幣未來的走勢將更基于市場供求。人民幣是否存在大幅貶值的基礎？
盛松成：長期來看，人民幣應該是升值的。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在主要經濟體中最為突出。即使目前中國已經成為經濟總量占全球15%左右、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也還不到1萬美元，這意味著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空間仍然十分可觀。
而短期內，加征關稅同樣難改我國經濟平穩發展的趨勢，應全面、動態地看待美國加征關稅的實際影響。因為市場總是自發尋求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徑，這有助于對沖關稅帶來的額外成本。我國出口地區分布日趨多元化，經濟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不斷取得進展，同時，我國經濟金融宏觀調控工具充足、空間充分，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力度加大，中國市場仍是全球資本投資的熱土。因此，我們更加需要的是保持定力，增強耐力，維護穩定。
另外，美國加征關稅也損害了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美國較權威的經濟研究機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指出，2018年全年，美國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價格大幅提高，進口品種的多樣性下降，美國對外國企業加征關稅的成本絕大部分被轉嫁至美國消費者，截至2018年末，造成美國實際收入平均每月下降14億美元。
美元顯疲態，有助人民幣企穩
第一財經：美元近期也顯示疲態，這是否有助于人民幣進一步走穩？
盛松成：美國10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在近一個月內下降了約0.4個百分點，中美利差逐步走擴。此外，最新公布的非農數據顯示美國就業增速正在放緩，今年5月非農就業僅新增7.5萬人，不到市場預期17.5萬人的一半。目前美國經濟正處于周期頂部，市場對美聯儲年內降息的預期增加，美元有走弱的趨勢。美國商品期貨委員會（CFTC）數據顯示，對沖基金持有的COMEX黃金期貨和期權多頭頭寸在上周（6月4日當周）增加38%，創2007年以來最大漲幅，這也是美元走弱的一個跡象。
匯率的變化總是相對的。因此，未來較長時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僅不存在貶值的基礎，還有升值的可能。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并非“匯改”的倒退，而是避免匯率不必要的大起大落對經濟運行帶來傷害。
穩定匯率預期仍然重要
第一財經：近期，市場也熱議人民幣是否要守住某一個點位。易綱行長提及，不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某個具體數字更重要，對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非常有信心。如何理解其含義？
盛松成：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初衷，是通過市場自發調節，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應對外部沖擊的靈活性。對于經常賬戶而言，匯率的升值、貶值能有效形成負反饋，促進貿易平衡；而從資本賬戶看，短期資本流動往往受到市場情緒波動的影響，容易出現超調，匯率大幅波動不僅無法起到平抑資本流動的效果，而可能適得其反，因此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至關重要。目前，除了客觀上人民幣不存在破“7”的基本面因素外，目前人民幣不破“7”也并不是為了堅守某個點位，而是國內外一系列經濟金融因素和目前的環境所決定的。
匯率基本穩定和增強匯率彈性并不矛盾
第一財經：各界都在強調要增強匯率彈性、擴大雙邊波動，這樣能抑制市場單邊押注的現象，這與保持匯率基本穩定是否矛盾？
盛松成：二者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相統一的。前者指的是中長期的匯率制度安排，以有效抗擊外部沖擊、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使貨幣政策更具操作空間，而不是默許、更不是鼓勵匯率在短期內的大幅波動。事實上，保持匯率的基本穩定有利于實體經濟的運行，也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穩定，因為它能使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有一個穩定的匯率預期，減少投機因素的干擾。
衡量具體點位是否重要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這個點位對短期匯率波動的影響，影響大的點位自然比影響不太大的點位更重要。這也是市場對匯率的某個或某些具體點位敏感和重視的原因。我們應當注意區分不同性質的外匯需求，區分實體經濟運行中的正常的外匯需求和短期的投機需求。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價格發現功能，另一方面，應防止匯率的短期波動被投機者利用。
第一財經：從國際做法來看，完全自由浮動以及帶有穩定化安排的匯率制度都存在。隨著人民幣匯率不斷市場化，未來應該如何推進？
盛松成：據IMF統計，近年來各國越來越多的采用帶有穩定化安排的匯率制度。IMF成員國中，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占比從2009年的42%降至2017年的39.5%，尤其突出的是采用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占比在此期間下降了1.5個百分點；而實行軟盯住匯率制度的國家占比從2009年的34.6%增至2017年的42.2%，其中，匯率制度采用穩定化安排的國家，比例在8年間提高了5.6個百分點。
我國目前實行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也屬于“穩定化安排”這一類。為何近10年來有更多的國家在其匯率制度中采用了穩定化安排？如何權衡匯率完全自由浮動的收益和代價？這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匯率基本穩定將為長期匯改創造條件
第一財經：匯率基本穩定是否有助于為深化匯改創造條件？
盛松成：匯率政策說到底是國家行為，需要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戰略。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選擇會受到一國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的影響，因為它對不同經濟主體的影響有所不同。比如非貿易部門往往得益于強勢的本幣，而對外貿易的部門希望看到本幣貶值趨向。目前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將為繼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爭取更多的時間和空間。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凈出口在我國經濟增長中占據著較大比重，對GDP的貢獻率曾經是兩位數。在過去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時，人民銀行沒有放任其大幅升值，而是通過購買外匯、同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等對沖外匯占款的自然增加，實現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使我國成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進出口國。
近年來，中國越來越多的依靠內需而不是貿易順差拉動經濟增長，對匯率波動的承受力已經較以往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目前我國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較低端，匯率風險對我國貿易部門的價格傳遞效應仍然比較高，生產者往往不得不承擔匯率風險。因而，現階段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仍然十分重要。
匯率基本穩定也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和實施。保持較為穩定的匯率，有利于建立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的信用。正如美元在國際化之初是與黃金掛鉤的（即金匯兌本位制），這有助于美國政府贏得抗通脹的信譽。
當中國的產品有足夠的優勢，不再是匯率波動的被動承擔者，而能主動轉移匯率風險時，當人民幣越來越廣泛的被各國所接受時，人民幣自由浮動也將會有更大的空間，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條件也就更加成熟。而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發展日漸完善、經濟金融領域各項改革協調推進，匯改也將具備更充分的條件。
無論從長期的基礎性因素，還是從目前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看，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都是利大于弊的。在近年來的幾次匯率波動中，央行都堅持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立場，以適當的手段、較小的代價，有效緩解了市場的恐慌情緒，不僅穩定了人民幣匯率，也保住了我國外匯儲備，為我國經濟金融的平穩運行創造了條件，也為我國金融領域各項改革的協調推進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