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顯示，經常賬戶和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均為順差，儲備資產增加，國際收支呈現基本平衡。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表示，2018年中國整體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從一個長周期看，我國經常賬戶會保持在基本平衡的合理區間，資本項目的流入也會增加。

　　而隨著匯率市場化機制改革的持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中的作用也在不斷顯現。

　　服務貿易逆差上升勢頭緩解

　　2018年，我國全年經常賬戶仍保持在合理順差區間。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2018年，經常項目順差為491億美元。從結構來看，貨物貿易順差3952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2922億美元，初次收入逆差514億美元，二次收入逆差24億美元。

　　“我們觀察一個國家國際收支結構變化，要拉長一個時間段。在過去十年，我國經常賬戶更加平衡。”潘功勝表示，從長周期來看，經常賬戶更加趨平衡是我國國內經濟再平衡的結果，是我國經濟結構優化的客觀反映，是經濟轉型發展進入的一個必然階段，同時也是我國居民收入提高、財富增長的一個必然結果。

　　從結構上來看，海外旅游、留學等增加是服務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服務貿易的逆差，有正向的積極作用，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后，消費升級。”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認為。據國家移民管理局統計，2018年，中國內地居民出入境3.4億人次，同比增長約16%，其中95%以上是因私出入境。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服務貿易逆差增加，但服務貿易逆差額增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落。2018年，國際收支口徑的服務貿易逆差額較上年增長10.1%，增速較上年回落了3.8個百分點。其中，第四季度，服務貿易逆差641億美元，環比下降21%。

　　“服務貿易的逆差不會進一步擴大，可能成為大方向。”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分析。謝亞軒則認為，貨物貿易的順差收窄會更進一步，雖然服務貿易扭轉出現順差較難，但供給側改革帶來了積極變化，服務領域的供給能力會逐步提升。

　　而對于2018年我國國際收支結構的變化，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王春英在此前答記者問時表示，我國經常賬戶收支仍將處于合理區間。

　　“隨著我們自身第三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服務業發展，服務貿易的出口可能會維持一個高速增長。”趙慶明認為，經常項下，貨物順差會長期存在，服務貿易逆差，未來會收窄。

　　“往后看，我們認為，我國經常賬戶會保持在一個基本平衡的合理區間。”潘功勝認為，一方面，我國制造業具有成熟的基礎設施、完備的產業鏈和大量的技術工人，加上正在推動轉型升級以及出口市場多元化等，我國貨物貿易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在服務貿易方面，服務貿易逆差增速在收窄。隨著我國國內服務業質量的提升，以及我國生態環境和教育水平等軟實力的提升，我國服務貿易逆差變動將會逐漸走向平穩。

　　資本和金融賬戶重要性凸顯

　　隨著我國開放領域的進一步拓寬以及國內市場重要性的不斷提升，我國在吸引直接投資方面也體現出較大潛力。

　　“觀察我國國際收支結構變化的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資本項目。”潘功勝稱，資本項目中一個重要的項目是直接投資。隨著我國產業的轉型升級，服務業對外開放，我國仍然有比較大的潛力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此外，第二個很重要的項目就是關于金融市場證券投資領域的開放。

　　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17年末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存量與GDP之比為12%，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為39%，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為33%。此外，2018年前三季度，外國來華證券投資凈流入占比為37%，同比上升11個百分點，其中債務證券投資增加更多，包含了境外央行等機構以中長期資產配置為目的的資金流入。

　　有觀點認為，隨著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逐步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的作用將逐漸突顯。

　　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開放、資本自由流動，資本和金融賬戶下的流入和流出單邊規模都非常大。“由于國際收支平衡表是平衡的，所以最終核算后，經常賬戶的差額一定與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差額規模相等、方向相反，資本在流出流入的同時，也帶來了匯率利率的變化和市場自我調整，這是發達國家的特征。”謝亞軒認為，在發達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經常賬戶和實體經濟密切相關。

　　從我國國際收支情況來看，2018年，我國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含四季度凈誤差與遺漏）呈現順差602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呈現凈流入1074億美元，較2017年增長62%。

　　對于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謝亞軒認為，“開放是大勢所趨。而隨著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后，資本的自由流動和經常賬戶差額就可以匹配。我們不希望非得動用儲備來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而是希望國際收支自主平衡。比如，如果經常項目出現小規模逆差，如何實現小的資本流入，在未來情況下，市場力量會調動利率匯率的變化進行調節。”

　　但從目前情況來看，金融對外開放仍處于開放早期。數據顯示，目前我國金融市場中，股市境外投資者持有占比為2.7%左右，債市境外投資者持有占比也僅為2.3%。隨著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這部分流入也會繼續增加。這也引發了關于金融開放可能加大跨境資金波動和風險問題的探討。

　　潘功勝坦言，在推動金融市場開放的過程中，要不斷完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的管理，建立宏觀審慎和微觀市場監管的雙層管理框架。

　　匯率彈性調節國際收支自主平衡

　　近年來，通過匯率市場機制的不斷形成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已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匯率的彈性日益顯著。謝亞軒認為，匯改的目的就是讓市場力量來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水平，而不是由央行來影響和決定，“從這個角度來說，匯率市場化就是盡可能地減少央行動用儲備對匯率進行日常干預。”

　　實際上，隨著我國外匯市場持續創新發展，匯率“自動穩定器”功能正在逐漸增強，中央銀行已經基本上退出了對匯率市場的日常干預。

　　“匯率市場的波動和一定程度上的彈性，對整個經濟是有好處的。彈性的匯率對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調節起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但同時，匯率穩定不代表匯率盯死了不動，匯率必須要有彈性。”記者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會堅持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形成機制。

　　謝亞軒表示，匯率由市場來決定、央行不干預、不動外匯儲備與國際收支平衡息息相關，“國際收支自主平衡恰恰是匯率波動調節的結果。”

　　趙慶明也認為，匯率彈性增強后，當匯率雙向波動、市場預期分化，恐慌性的資本流出也會減少，這有助于匯率調節作用發揮，國際收支自主平衡。

　　從2018年來看，在國內經濟下行、中美貿易摩擦、美元指數上升背景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先漲后跌。但這并沒有引發市場恐慌，境內外匯市場經受住了匯率波動的考驗。

　　3月11日，潘功勝發表署名文章《在改革開放中推進外匯管理事業創新發展》稱，開放條件下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框架經受住了加入世貿組織之后“雙順差”，到美國量化寬松，再到美國復蘇加息的完整周期考驗。在這一框架下，外匯儲備按照國務院、人民銀行、外匯局三級授權管理，成為貨幣政策有效兼顧對內對外兩組目標兩組工具的重要載體和政策紐帶，在我國成功抵御歷次嚴重外部沖擊中發揮了重要的“護城河”作用。

　　潘功勝表示，人民銀行、外匯局將不斷推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人民幣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之中的作用。“我國收支結構在未來仍會呈現一個基本平衡的狀態。”